■顾农

　　越是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接受史总是越丰富，头绪纷繁，资料庞杂而且数量巨大，如果陷入其中，就难以自拔，容易作漫长的博而寡要的综述。这时的救偏之策之一也许是在通观全局之后，先就此中若干紧要的节点做出简要说明，清理出线索来，然后再来细细理会。这里拟就中国文学史上的陶渊明（365-427）的接受史做一极简的叙述。

　　一

　　伟大的诗人陶渊明生前并无盛名，有些知名度也不是因为他的诗文，而是因为他乃是当地一位比较重要的隐士，是所谓“浔阳三隐”之一（另二位是刘遗民、周续之）。陶渊明死后，他年轻的朋友颜延之为之作《诔》，重在歌颂他的人格魅力，几乎不谈他的创作。沈约是首先为陶渊明立传的人，看重的仍然在他的隐士身份，把他安排在《宋书》的《隐逸传》之中；而在相当于《宋书》文苑传之评论部分的《谢灵运传论》中，虽然提到了当年相当一批作家，其中没有陶渊明。唐初官方重修《晋书》，陶渊明仍然被安排在《隐逸传》中。

　　如何接受历史人物最重要的是一个定位问题，把其人的塑像或牌位安顿在哪一种类型之中，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先把人物所属的类别弄恰当了，然后才能谈到其他。

　　陶渊明是一位半路出家的隐士。他本来是当官的，41岁那年断然归隐。对此沈约提出一个解释，说他预感到东晋王朝将被手握重兵的权臣刘裕取代，而他的曾祖陶侃当过本朝的大司马，所以他“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刘裕）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于是抛弃彭泽令的官位，回乡隐居。沈约这一大胆猜测后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南朝，较早重视陶渊明之文学创作的有作家鲍照和江淹，学者钟嵘（466？ -518？）和萧统（501-531）则是里程碑式重要人物。

　　鲍照模仿过“陶彭泽体”的诗；江淹在他的名作《拟古三十首》中有拟陶渊明的诗一首，写得形神俱似，以至后来被编入了陶渊明的集子，很久以后才被发现并予以剔除。诗人的眼光多有高于史家者，他们的手段不是为前人立传，而在用文学的手段显示其人的风神。

　　理论批评家钟嵘《诗品》率先将陶渊明定位为诗人、才子（凡进入《诗品》的皆为才子），列入中品，评语是：

　　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简古，辞兴婉惬。世叹其质直。至于“欢然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间语耶？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

　　这一段意见后来引起许多批评：陶诗“源出于应璩”的结论很难理解；钟嵘特别看好陶渊明那些“风华清靡”的诗句，应当是受到他本人生活的齐梁时代诗风的影响，而这并非陶诗的主流，特别强调这一方面不符合陶渊明的本色；只把陶渊明安排进中品，更是大遭批评。有人甚至捏造说，在某一版本的《诗品》中陶渊明原是安排于上品的，后来却误入中品了。用这种异想天开的手段来订正钟嵘，简直匪夷所思。

　　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比起过去那些根本无视诗人陶渊明存在的史家沈约、评论家刘勰（他的《文心雕龙》评及大批作家，竟没有提到陶渊明）等人来，钟嵘将陶渊明定位于诗人，见识已经高出前人一头，这一贡献是很了不起的。“简古”“婉惬”的评语也相当深刻到位，足供参考。看文学批评家的水平如何，要同前人以及他同时代的人相比，不必用后人来比较。

　　萧统首先取陶渊明的文学文本为他编了一部集子，撰写序言，为他立传，又将他的作品选入《文选》（凡九篇），其选目很见水平。

　　在陶渊明的接受史上，萧统功劳极大。具有开创性的编辑家和自有眼光的选家就是批评家，关心文学接受史的后人绝对不能忽略编辑家和选家，当然，一般的并无独立见解、只做一些编辑技术工作，或是把公认之佳作打成一包推出的平庸的选集的编者，在接受史上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萧统《陶渊明集序》前半先用大量的篇幅歌颂陶渊明韬光遁世、不忮不求的高尚人格，后半谈到他的诗文，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见解：

　　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也。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荡昭章，独起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汙隆，孰能如此者乎！ 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者，惟在《闲情》一赋，杨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亡是可也！ 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尔。

　　萧统其人正统，为陶集写的序中不免很有些以“风教”为重的气息，他又指名批评《闲情赋》，认为大可不写这种影响自己声誉的东西，这些意见难免会引起后人的反感；但他对陶渊明作品的评价和颂扬，确有真知灼见。萧统指出，陶渊明其人既是大贤，创作又非常之高明。“文章不群”的“文章”包括诗、赋、文（《文选》中也正是包括这几大类作品），“不群”则是说陶渊明的水平超越流俗——这是比钟嵘要高得多的评价，也是大有见识的。

　　要之，陶渊明在南朝的接受有过三个阶梯：沈约——浔阳著名隐士；钟嵘——中等诗人才子；萧统——一流贤人作家。不断变迁升格，陶渊明的处境越来越接近后来的定评了。

　　二

　　陶渊明在唐朝的被接受较少亮点。唐诗中提到陶渊明的地方甚多，往往是就他的某一侧面立言，或仅仅是用为典故，略一提到以为点缀而已。钱锺书先生说：“余泛览有唐一代诗家，初唐则王无功，道渊明处最多；喜其饮酒，与己有同好，非赏其诗也。尔后如王昌龄、高达夫、孟浩然、崔曙、张谓、李嘉祐、皇甫曾、严维、戴叔伦、戎昱、窦常、卢纶、李端、杨巨源、司空曙、顾非熊、邵谒、李频、李群玉、卢肇、赵嘏、许浑、郑谷、韦庄、张蠙、崔涂、崔道融、汪遵等，每赋重九、归来、县令、隐居诸题，偶用陶公故事。”（《谈艺录》）不过这些情况仍应引起重视，因为这样比较广泛的被接受，表明陶渊明其人其诗在唐朝已经广为流传。有了文集，很便于流传，而《文选》在唐代的地位和影响更是如日中天。

　　在陶渊明接受史上，宋朝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段。这时出现了多种陶集的刻本，又有带注释的本子，大大有助于陶渊明作品的进一步流传，为陶渊明编年谱也开始有学者来做，许多著作对陶渊明作出评价。“渊明文名，至宋而极”（《谈艺录》），对陶渊明的研究也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宋代有两个人的意见特别重要，一是大文豪苏轼（1037-1101），一是理学大宗师朱熹（1130-1200）。

　　苏轼极端欣赏陶渊明的诗，他曾说过：“余闻江州东林寺有陶渊明诗集，方欲遣人求之，而李江州忽送一部遗予。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东坡题跋》卷一《书陶渊明羲农去我久诗》）此言或不免夸张，而其热爱陶渊明诗的感情则完全是真实的。

　　苏轼阐述陶渊明诗的妙处，有道是——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东坡题跋》卷三《书李简夫诗集后》）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东坡续集》卷一《与苏辙书》）。

　　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东坡题跋》卷一《评韩柳诗》）

　　东坡指出，陶渊明为人为诗都非常笃实朴素，作品少而精，外观平淡干枯而内里丰腴味美。这些确为陶渊明的高处，而前人未尝说清楚的。苏轼曾经逐首追和陶渊明的诗（一百零九篇后尚有十五篇），他自己非常重视；他的弟弟苏辙在他的影响下，也和了几十首，并将这些和诗编辑为四集，又作《追和陶渊明诗引》，其中引用乃兄的来信，大力表彰陶渊明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基本艺术特色，这八个大字后来常常被引用。

　　苏轼认为陶渊明的诗高于曹植、刘桢、鲍照、谢灵运、李白、杜甫，也就是高于建安、南朝和唐代的一切诗人，这就把陶渊明放到五言诗发展史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去了。东坡一言九鼎，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由此得以确立。

　　东坡又曾以陶诗为例，具体分析渊明文学语言的妙处，惠洪《冷斋夜话》（卷一）载：“东坡尝言，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趣，如‘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簷隙。’（按此乃江淹模仿陶渊明诗作中的句子，当时尚不明真相）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曰‘霭霭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不知者困疲精力，至死不之悟，而俗人亦谓之佳。”像这样具体深刻的分析，没有创作经验的学究，是不容易说得如此透彻的。在文学接受史上，有见解的作家往往高于死啃书本的学究。

　　朱熹既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又曾在陶渊明的家乡（南宋时称为南康军）做过地方官，所以他特别强调陶渊明一生讲究义利之辨，品德高尚，足以为地方以至全国之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营养，他说：“晋、宋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朱子语类》卷三十四）他对于同陶渊明有关的物质文化遗产，如据说是陶渊明曾经“醉卧其上”的所谓“醉石”以及他的故居遗址都非常注意保护和宣传，又新建了纪念性的“归去来馆”。朱熹还在当地学宫之东建立以陶渊明为首的“五贤祠”（另外四位是刘凝之父子、李公择、陈了翁），其西则建濂溪周先生（理学先驱周敦颐）祠，以二程先生（程颐、程颢）配。经过朱夫子的大力鼓吹，陶渊明几乎已经成为理学的先行者了。

　　朱熹高度重视陶渊明的政治品德，强调他忠于君王、“不仕二姓”的高尚节操，竭力将陶渊明树立为合乎此时规范的道德标兵。他的《向芗林文集后序》发挥了沈约最先提出的“耻复屈身后代”说，朱熹明确地写道：

　　陶元亮自以晋世宰辅子孙，耻复屈身后代，自刘裕篡夺势成，遂不肯仕。虽其功名事业，不少概见，而其高情逸想播于声诗者，后世能言之士皆自以为莫能及也。盖古之君子，其于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伦大法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后节概之高、语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

　　这无非是把先前沈约的猜测加以确认，并进一步予以拔高。专制主义时代的“大伦大法”是理学家奉若神明的大原则，是绝对不允许动摇的。在朱熹之后，以“忠（忠于东晋）愤（愤恨宋文帝刘裕）”论陶成了陶渊明评论研究中的一个主旋律，稍后问世的代表理学家见解的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就是陶诗“忠愤”说的一大策源地、根据地。（参见顾农《陶诗“忠愤”说的策源地——读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中国典籍与文化》2022年第1期）

　　理学的地位越来越高以后，朱熹论陶的观点也日益深入人心，这对陶渊明作品的经典化起了很不小的作用，同时也让似是而非的“忠愤”说长期流行，至今仍然在发挥作用，妨碍人们正确地认识陶渊明。

　　朱熹直截了当地把陶渊明取得很高文学成就的主要原因归结他为他是东晋王朝的忠臣，品德极其高尚。有德者必有言，原是儒家的一个基本观点（《论语·宪问篇》：“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到朱熹这里，更以陶渊明作为一个因有德而有言的光辉典型。

　　在理学家当中，朱熹是文学修养最高的，他自己的诗也写得很有水平，所以他对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也确有深入的体会，例如他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远矣。”他又看出陶诗中也有豪放的成分，“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这就揭示了陶渊明其人其诗的某种复杂性，这是很有眼光的。朱熹同完全干巴巴的理学家还是很有点不同。

　　在宋元明清几朝，对陶渊明著作的注释、分析、研究一直没有停止，出现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但涉及接受史全局的大格局没有多少变化，这种情形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发生显著的变迁。

　　三

　　“五四”以后关于陶渊明接受的材料极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1873-1929）和鲁迅（1881-1936）的有关论述。

　　梁启超关于陶渊明的高论，集中地见他的《陶渊明》（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一书。书中提出的陶渊明享年56岁说，一度很有影响，引发了重新研究陶渊明生平的热潮，不无积极意义；但他的56岁说是站不住脚的。梁启超重要的贡献在于他明确批评了一向流行的“忠愤”说，指出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只是看不过当日仕途的浑浊，不屑与那些热官为伍，倒不在乎刘裕的王业隆与不隆”。“当时士大夫浮华奔竞，廉耻扫地，是渊明最痛心的事。他纵然没有力量易风移俗，起码也不肯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丧掉。这是渊明弃官最主要的动机……若说所争在什么姓司马的姓刘的，未免把他看小了。”陶渊明“忠愤”说至今不衰，由此即可见梁启超学术思想的深刻和超前。

　　中古的改朝换代大抵采用禅让的模式，既然是“尧舜禅让”而非“汤武革命”，那么臣民就无须始终不渝地效忠于前一个王朝，而可以很顺当地与时俱进。赵宋以后形势不同了，国力较弱，时时感受到外敌的压力，于是特别强调“忠君”，历史须古为今用，于是古代的高人也必须首先在这一方面做出榜样。当年以“忠愤”论陶诗是可以理解的，时至今日仍然有些学者把“忠愤”当作陶渊明的本质优点，似属食古不化，更加是未免把陶渊明看小了。

　　鲁迅论陶的意见散见于他的杂文随笔之中，缺少系统集中的说明，但由于他的深刻和尖锐，也由于他在思想文化界崇高的地位，他的意见影响非常大，至今时时被学者引用，例如下列三则论断，就给人很多教益：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凡是有名的隐士，他总是已经有了“优哉游哉，聊以卒岁”的幸福的。倘不然，朝砍柴，昼耕田，晚浇菜，夜织屦，又那有吸烟品茗，吟诗作文的闲暇？ 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一名“田园诗人”，自然，他并不办期刊，也赶不上吃“庚款”，然而他有奴子，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且介亭杂文二集·隐士》）

　　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称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第一段实际上否定了“忠愤”说，第二段从经济基础的角度论陶，第三段指出陶渊明作品的复杂性，皆为发人深思的不刊之论。（参见顾农《鲁迅论陶渊明及其方法论启示》，《上海鲁迅研究》总第84辑，2019年第3辑）

　　四

　　总起来看，在陶渊明接受史上，钟嵘、萧统、苏轼、朱熹、梁启超、鲁迅是六位最重要的大人物。在一般意义上做过若干学术工作的专家自然也各有其贡献。能够改变接受史格局的总归是少数大师，我们当不了大师，但应当高度重视他们的工作和结论，作为我们从事具体学术操作重要的指导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