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情作为人类社会最质朴的情感，一直是中外作家创作的重要母题。在非洲“大家庭”的观念中，亲情关系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血脉联系，形成了连接家庭社区、民族国家、族裔群体的基础。尽管非洲国家的社会情况不尽相同，但共享的伦理价值使得非洲文学之中的亲情书写呈现出共性化的特征。

   非洲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欧美学界曾将其置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第三世界文学、后殖民文学等类别进行讨论。由于缺乏对非洲主体性及文学多样性等问题的思考，导致西方中心视角下的非洲文学研究长期处于泛化、边缘的地位，部分西方学者甚至将其定义为“寓言故事”。

   随着去殖民化思想的广泛传播，大量学者开始逐渐意识到非洲文学之中的多语创作背景、多元母题设置、多样文明呈现，逐渐摆脱欧非文学关系、美非文学关系的桎梏，重新建立起全球化视野下以非洲为中心的非洲文学研究体系。非洲文学之中始于亲情、超越亲情的集体主义伦理价值，作为连接多元文学创作之中的共同理念，逐渐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

“集体中的自我”

——家庭社区之中的亲情

   塞内加尔诗人、开国总统利奥波德·桑戈尔曾言，非洲文学应关注非洲作家的心灵写作及思想呈现，以寻找非洲人内心深处的“集体中的自我”。

   纵观非洲文学创作历史，无论是非洲英语文学之中书写的“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思想、非洲法语文学之中呈现的“黑人性运动”（Négritude），还是非洲本土文学之中所蕴含的“乌班图”（Ubuntu）哲学，其灵感都来自超越时间、空间、语言所承载的集体主义价值。

   而这种集体主义价值，大多始于家庭、社区等微观社会结构之中的亲情伦理关系。不同于西方世界中的个人主义思想，在非洲社会中，人性、人格的养成主要通过家庭、社区之中的人际互动而产生。因此，西方哲学思想中注重强调个人权利，而在非洲的价值观念之中，人们更加重视群体之中的个人权利，以便实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尽管非洲语言、文字、文学特征差异性较大，但当非洲作家在书写共同生活、社区文化、集体主义等内容时，多数非洲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以人为本的共同价值。而这种观念主要源自家庭、社区之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动。

   无论是斯瓦希里语中“团结”（Ujamaa）、“协作”（Harambee）精神、绍纳语中“以人为本”（Mambo Vanhu）的理念、沃洛夫语中“热情好客”（Terenga）的情感，还是班图语支诸语言中的“乌班图”（Ubuntu）仁爱哲学，都传递出家庭、社区、社会之中所蕴含的团结、和谐、共享的集体主义价值理念。而这样的理念也随着非洲大陆内部的人员流动和思想互通，逐渐成为非洲人民所广泛接受的人文主义精神。因此，始于亲情、超越亲情的集体主义精神，逐渐成为非洲文学之中的共性化思想，连接起更加多元、丰富的文学表达。

   埃及作家马哈福兹通过塑造《我们街区的孩子们》之中五代子孙形象，表现了不同时代、宗教背景下埃及社会之中的伦理变化及社会变迁。小说围绕“家庭”街区的创造者、老祖父杰巴拉维继承人的故事展开。第一代继承人艾德海姆为老祖父与黑人女奴所生庶子，长子伊德利斯为争夺代理权，不惜与父亲、弟弟反目成仇，被赶出家门。在他的诱骗下，艾德海姆也被父亲逐出家门。受兄弟俩手足相争的影响，他们的孩子们也陷入无尽的权力争夺。最终，在老祖父的启示下，街区才重建和平。第二代继承人杰巴勒为街区财产经管人的养子。由于街区的财富分配不均，哈姆丹家族挑起争端。作为哈姆丹家族的后代，杰巴勒夹在血缘亲情与养育恩情之间。在老祖父的鼓励下，杰巴勒带领哈姆丹族人夺回了财产继承权。第三代继承人里阿法是木匠的儿子。虽然他心系治病救人、驱鬼除魔，对祖先的“家庭”财产并不贪恋，但天真的他却惨遭恶人迫害。朋友阿里继承了里阿法的遗志，重新建立起街区的和平。第四代继承人为孤儿高西姆。在老祖父的鼓励下，他带领族人上山习武，通过武力推翻了残暴头人的统治，恢复了街区的秩序。第五代继承人阿拉法特是魔法师。出于对深宅“谜底”的质疑，他闯入老祖父的房间，间接导致了老祖父的死亡。但老祖父临死之前并未怪罪于他。阿拉法特虽重获新生，但他还是被头人利用自己发明的魔瓶所害。朋友汉什继承了他的遗志，带领民众与头人抗争。

   作者利用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手法，通过塑造社区“家庭”中连续五代继承人的个体生活，向读者呈现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集体叙事。在小说中，作者通过刻画家庭、社区之中的矛盾，反映出社会之中公平正义、团结和谐的重要性。通过人与社区的双向互动、双向塑造，表现出家庭、社区之中的亲情伦理变迁；而人们对造物主、神灵、祖先、父母、子孙等观念的改变，也表现出非洲社会的发展变化。

   有学者曾认为非洲文学之中的亲情伦理、集体认同是基于反殖民主义的政治书写。虽然纵观非洲文学发展史，集体主义的亲情伦理创作起始于殖民主义的到来和反殖民主义的发展，但它更多地根植于家庭之中人格的教育与塑造。

   在家庭空间中，长辈们从小就将饱含大量生活经验、高度凝练的成语、谚语、史诗等口头文学，以故事的形式讲述给孩子们听。“单人难撑桨”，“独木难成林”，“个人和动物没有区别，但当他们聚在一起，就形成了社区”，“蜘蛛网凝聚在一起，亦可以网住雄狮”……大量斯瓦希里语、豪萨语、切瓦语、阿姆哈拉语等本土语言书写的习语、谚语之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以及《松迪亚塔》《沙卡》等西部非洲、南部非洲所广为流传的史诗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铸就了非洲家庭、社区之中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

   随着非洲作家群体的成长，这些道德规范逐渐成为作家创作传统与现代、自我与社区、政治与发展等主题作品的伦理基础，勾勒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神灵和谐统一的非洲精神，呈现出非洲大陆与外部世界交流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世界性等特点。

   因此，围绕亲情伦理价值所创作的非洲文学，逐渐成为人与人之间重要的情感连接。虽然非洲文学之中的文学表征不尽相同，但基于家庭、社区之中的亲情伦理塑造，使得文学作品中对于伦理价值的讴歌及情感故事的讲述，逐渐成为非洲作家所共有的文化身份，并通过大量的文学作品，形成了共性化的“非洲性”审美观念。

“在不屈中顽强成长”

——民族国家之中的亲情

   随着奴隶贸易、殖民主义导致的外部文化入侵，非洲民族国家之中人们的身份认同、价值取向发生了改变。不同于家庭社区内部形成的亲情伦理，扭曲的亲情关系逐渐成为民族国家之中复杂矛盾的缩影，因此也成为非洲作家创作的重点。

   不同于西方作家为了艺术而进行创作的个人主义写作，当面对殖民与被殖民、压迫与被压迫等不平等关系时，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念基础上的非洲作家群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从家庭社区向民族国家的书写跨越。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等都曾表示，他们丝毫不否认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带有政治性色彩。面对奴隶贸易、殖民主义给非洲国家带来的历史灾难，他们将进行不懈的斗争。因此，基于共同伦理及政治文化的文学，成为非洲作家抨击殖民主义的主要途径。在文学创作中，大量非洲作家通过刻画非洲家庭社区内部伦理道德的失序，来表现殖民统治对非洲社会的改变。

   被誉为非洲文学之父的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在小说《瓦解》中，以叶芝的诗句——“万物分崩离析，中心难以维系”之中的“分崩离析”为标题，隐喻非洲传统社会的土崩瓦解。主人公奥贡卡沃见证了夫妻离心、母子分离、养父弑子等人间悲剧，以及家庭、社区、社会的崩塌。当奥贡卡沃再次回归村庄时，伴随着以基督教为特征的欧洲殖民文化入侵，不仅奥贡卡沃的家庭，甚至整个伊博社会都发生了剧变。因此，人们不得不从内部反思殖民统治下社会瓦解的动因。

   西非诗人大卫·迪奥普在诗歌《非洲，我的非洲》中，用浪漫主义的拟人手法为非洲大陆赋予了新的生命。“非洲，你是祖先大草原上骄傲的战士/我祖母唱的歌/站在遥远的河畔/我虽未见过你/但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你的血液/你美丽的黑血灌溉着田野/血水交织着汗水/那是你劳动的汗水/你被奴役的劳动/非洲，请告诉我非洲/这是你弯曲的脊背吗？/在屈辱重压下被折断的脊背/带有鲜红伤疤的脊背/正在晌午烈日下承受鞭刑？/然而，一个庄严的声音告诉我/仿佛倔强的孩子，年轻而强壮的小树/这棵树就屹立在那儿/在凋零的白花中独自绽放/这就是你的非洲，生机盎然/在不屈中顽强成长/她的果实已逐渐孕育出/自由的味道。”

   作者巧用草原、河岸、田野等多元空间转换手法，以及汗水、伤疤、弯曲的脊背等象征着奴隶制度、殖民主义苦难的多元意向，表现出“我”与祖先们之间的血脉相连、荣辱相依的情感，旨在抒发诗人对亲情、故土的眷恋和对非洲大陆的挚爱。

   尼日利亚诺贝尔奖获得者沃莱·索因卡的戏剧《森林之舞》，则围绕着民族大聚会上人民对于殖民主义的控诉而展开。在独立日的庆典仪式上，武士和妻子的幽灵来到了现场。经过了300年，武士的幽灵却依旧未能获得新生。而妻子的300年更是在孕育的等待中度过。尽管妻子最终诞育下“半人半鬼”的孩子，但先天发育不良的孩子如同饱受数百年压迫的尼日利亚一样，刚呱呱坠地就面临着各方的抢夺。《森林之舞》创作于尼日利亚民族独立的历史时刻，尽管作者认为尼日利亚共和国的成立如同孩童降生一般充满希望，然而面对现实社会的冲突，作家内心充满了焦虑。在创作中，作家将约鲁巴文化与被殖民历史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带有约鲁巴宇宙观色彩的意象，隐喻西方殖民主义对尼日利亚的迫害。

   被誉为肯尼亚文学之母的格蕾丝·奥格特创作的小说《应许之地》，则围绕东非地区殖民地社会展开。罗族夫妇奥乔拉与尼亚波尔在从肯尼亚到坦桑尼亚的迁移中，感受着传统观念与现代价值的交织。虽然经历了颠沛流离的移民生活，体会到走进不同社区所面临的冲突，但女主人公尼亚波尔却并未因此放弃抗争。作为女性，她承受着殖民主义、父权制的双重压迫，但她却依然对丈夫不离不弃，并为自己营造出更大的女性发展空间。

   尼日利亚新锐作家奇戈希·奥比奥玛的作品《钓鱼的男孩》，同样通过刻画家庭空间之中的亲情伦理悲剧，隐喻殖民主义对尼日利亚不同民族之中社会观念、意识形态的改变。小说中饱受殖民主义迫害的疯子反而成了殖民主义话语的传声者，他的死亡预言引发了主人公弑兄事件的发生。从非洲传统伦理之中的兄友弟恭的手足相惜到圣经中“该隐与亚伯综合征”式的手足相残，作家用亲情扭曲的家庭伦理变化，表现出殖民主义给非洲国家带来的巨大创伤。

   由此可见，大量反映奴隶贸易、殖民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通过书写祖孙、父子、母子、兄弟等亲情伦理关系的变化，反思殖民文化入侵造成非洲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伦理冲突。

“离而不散”

——族裔群体之中的亲情

   随着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的扩张，大量非洲的奴隶、劳工、难民、移民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迁移、离散、流亡，形成了非洲大陆以外的大量族裔群体，也塑造了读者耳熟能详的非裔作家作品。

   大量非洲族裔作家通过描述难民、移民所经历的“自我与他者”、“矛盾与冲突”、“融合与排斥”等多元体验，表现出非洲族裔在融入不同社区过程中所受到的种族歧视、伦理缺失等创伤记忆。

   加纳女作家、诗人阿玛·阿塔·艾杜在小说《斜眼妹妹》中，围绕主人公的欧洲之旅以及与非洲侨民相遇的故事展开叙事。小说中，主人公通过对散居在欧洲国家的非裔移民群体进行审视，表现了部分难民、移民流离失所的生存状态及尚未摆脱被殖民主义伤害的心理特征。“越界”的经历使得主人公在受到种族歧视之后，重新对自我身份及种族主义历史根源进行思索。女性主义视角赋予了作家艾杜在书写移民群体之时的独特思考，她对殖民主义为非洲国家带来的磨难表达了强烈不满。

   非裔诺贝尔奖获奖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则刻画出有别于作家艾杜笔下非裔流散者的生存现状及思想图景。在《赞美沉默》等多部作品中，他笔下的非洲侨民多年未曾回到自己的故乡，但他们在亲情等情感的召唤下，不断对自我身份进行找寻，守望着家国亲情，表现出主人公及大量非裔群体内心深处对故土的无限渴望。

无论是表现漂泊无根的离散作品，还是对故乡充满了眷恋的离而不散的思乡创作，非洲大陆以外的非洲族裔作家群体大多坚持以黑人身份、非洲大陆为主题进行写作，而这种以亲情伦理为根基的情感书写，逐渐成为身居海外的非洲族裔群体与非洲大陆居民之间的重要思想连接。

  因此，纵观非洲族裔作家群体的创作，无论是历史上“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还是近年来古尔纳等作家在世界文学舞台中脱颖而出，都激励着全球范围内的非洲族裔群体基于亲情血脉、历史想象而坚持不懈地书写极具非洲个性的文学作品。而大量的非裔作家作品，也逐渐打破了语言、地理等因素对非洲文学概念的限制，使得非洲文学、文化、思想，融合了散居在世界各地作家的生存体验，在更广的文学场域之中落地生根。

  因此，亲情伦理所塑造的情感已逐渐成为连接起全球范围内非洲文学的重要桥梁，它也成为建构非洲集体认同的重要手段，通过多元化的文学表达，连接起家庭社区、民族国家、族裔群体的共同记忆。

   在全球化非洲文学研究的视野下，亲情伦理主题的非洲文学，如同恩古吉播下的一粒麦种，托尼·莫里森讲述的老人手中“紧握的鸟儿”。虽然无人确定麦种是否会成熟，鸟儿是否会存活，但跨越山海阻隔的亲情，却给非洲文学写作留下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无限成长空间。

（作者：李春光，系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