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为大家所熟知的身份，是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研究大家。今年3月，93岁的金冲及出版了自己的首部自传《经历：金冲及自述》（以下简称《经历》）。这本书不像通常的自传那样从家庭背景、出生开始，按时间顺序以讲故事的方式展开，而是以回忆对自己有重大影响的领导、老师、同事的散文、论文等，串起人生不同阶段的工作和生活。由于作者身份、工作和经历的特殊性，该书堪称是以他为代表人物之一的中国现代史学传统承继与发展的典范之作。

   第一，该书描绘了金冲及作为一位老共产党员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恰好为他研究、写作党史呈现了有血有肉的生动细节和注脚。1948年春夏之交，金冲及在上海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到今年，他在党已届75年。在《我是怎样参加地下党的》一文中，金冲及回忆了自己从一名懵懂学生成长为坚定共产党员的经历，勾勒出生活在“孤岛”上海的少年，在周遭环境的变迁中政治情感的变化。他写道：“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我那时是上海复旦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还只有14岁，对坚持八年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取得最后胜利，见到国土重光，充满着极度兴奋，但政治上还十分幼稚。”当时对“国民政府”“国军”等的所作所为，他并不很了解。这正是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普遍的社会实情。随着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人民生活每况愈下，知识分子喊出“向炮口要饭吃”，人们逐渐觉醒了。1947年，金冲及进入复旦大学。作为历史专业学生，他通过读书思考和串门交友，接受了地下党的进步教育，逐步走向党组织。历史中个人的生活，都是随着时代大潮沉浮进退的，金冲及这段时期的个人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国统区错综复杂、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下，中共地下组织顽强奋斗并发展壮大的艰苦历程，再一次让人们深刻领会到革命斗争的残酷和胜利的来之不易。

   1951年，金冲及从历史系毕业后留校，先后担任过校团委书记、校党委委员、教学科学部副主任、中国近代史教师等职务，教学与行政“双肩挑”的工作，使他深刻体会到：“如果对活生生的现实社会现象都不能做比较正确的分析，那么对自己没有经历过的复杂社会历史现象又怎么能进行比较正确的分析呢？那很容易流于‘书生之见’。”这段经历，对他日后书写大历史时融入审视个人生活史的心得，是有所裨益的。

   第二，该书记载了金冲及面向现在、面向未来进行党史研究和写作的实践，以及他亲身参与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胡乔木在谈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的编写时，曾指出党史工作的目的是“面向现在，面向未来”，是进行“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金冲及所进行的党史研究、写作和他见证的历史现场，都是这个意义的写照。金冲及曾先后在杨西光、石西民、王冶秋、李琦等既有长期革命经验，又有渊博学识的领导身边工作，经受过这些领导干部严格的训练，耳濡目染了他们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方法。这些无疑对他的个人生活和学术研究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令他印象深刻的第一位领导是杨西光，那时的金冲及才24岁，杨西光时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上海市委常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金冲及经常要为他起草讲话稿、工作计划、汇报材料及各种其他文件。杨西光政治上的敏锐性，思考和处理问题的周密性，临机处事的果断性，全心全力投入工作、勇于担当的责任心，胸怀大局、通盘筹划的意识，真抓实干、不尚空谈的作风，等等，使金冲及从为人到学术都受益匪浅。

   1965年，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市文教委书记、华东局宣传部部长石西民将金冲及从上海带到北京，在文化部就职，参与编选《毛主席语录》。1972年，王冶秋将金冲及从“五七”干校调到文物出版社任副总编辑。1981年，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李琦借调金冲及参编《周恩来传》，1983年正式将他调入文献研究室。金冲及在那里一直干到2004年退休，先后主编了《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2019年2月，89岁的金冲及被任命为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复兴文库》的总主编。

   20世纪下半叶，从上海到北京，从干校到文物出版社，从中央文献研究室到《复兴文库》编纂委员会，金冲及的工作和生活一直处在社会政治文化中心。他“亲见、亲闻、亲历”了中国建设与改革的许多重要时刻，对其间发生问题的背景、性质和意义有着深刻的了解，这些方面认识和思考的融会贯通，形成了金冲及问题意识清晰的历史研究风格。

   第三，该书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传统的承继与构建。正如《中国历史评论》所指出的，金冲及既是中国现代“专业史学传统形成的见证人，也是这种传统的构建者之一”，他的学术研究既带有传统史学特征，又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在《经历》中，他用朴实、细腻的文字爬梳了自己学术成长的轨迹，展现出这个史学传统的丰富内涵。在复旦从事的教学实践，锻炼了他条理分明、叙事准确的风格。对他影响至深的业师谭其骧，“以先生那样聪明绝顶的人，做起学问来却总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加之周谷城、周予同、胡厚宣、蒋天枢等学者的言传身教，都在他心中树起了学术研究标杆。与同事胡绳武、胡绳、逄先知等的相互砥砺，也使他获益良多。在文物出版社工作时，他体会到历史工作者如果缺乏考古方面的基本知识和阅读习惯，就会成为知识缺陷，而“真正科学的结论必须从全面的详尽的未遭曲解的客观材料中才能得出”。学术传统的传承，就是在这些潜移默化中实现的。

   长年从事党务工作，以及受领导师友们的影响，使金冲及养成了忘我工作的精神。亲身经历风云变幻的历史阵痛和欢欣，使这一代老共产党员具有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无论是文献整理还是历史著述，在金冲及看来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他将个人生活完全融入党的事业中，也因此他的人生极为励志。他养成了无龄感的工作精神和热情，无论何时都能进入崭新的项目，开辟新的人生阶段，而每一项新工作往往都没有可资借鉴的现成模板，结果每个阶段的工作最后都具有了开创性的意义。比如1951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受命讲授中国近代史，由于是新课，既无大纲也无教材，他只能在教学相长中摸索前行，因此催生了后来他和胡绳武合作的经典著作——四卷本《辛亥革命史稿》。也正是工作岗位和任务的几度变动，使他的研究范围恰恰是从晚清到改革开放这100多年的历史。他深切地感受到“对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中国是怎样进入二十世纪的，仿佛已十分遥远。他们也许很难想象，当时的中国处在何等深重的苦难中”，因而萌生了撰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的念头。他深知写这部书非常艰辛且很可能费力不讨好，但依然迎难而上。离休的第二天，金冲及便开始动笔写作，并且这部四卷120多万字的书稿，毫不夸张地说，是他用铅笔一字一句写出来的。

   金冲及在《经历》的后记中写道，这本书不能说是一本回忆录，一般回忆录中应有的内容并不齐备，各篇文字的内容和格式也不一致，只能说是回顾自己几十年经历的几组随笔。但从这些随笔般娓娓道来的文字中，一位长者的坎坷人生，一位老党员的奋斗历程，一位历史大家的耕耘求索，跃然纸上，相信能给广大读者带来无尽的启发和感悟。

（作者：李雪梅，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