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孔子与老子的相会——“孔老对话”无疑具备着特殊意义。可以说，孔子与老子共同继承了殷周以来人文主义的思想跃动，并进行了创造性地转化，激发了后来各家人文思想的发展，最终汇聚成了一股时代的潮流。而“孔老相会”或“孔老对话”这一史实，不仅在《史记》中有着明确的记载，《吕氏春秋》《战国策》《庄子》等文献也都曾有所记述。另外，即便是《礼记·曾子问》这一具备明显儒家思想倾向的文献，也都曾记载有关孔老相会的内容。

  总之，孔、老的思想都洋溢着浓厚的人文情怀和人本色彩，两者的对话不仅涉及典章制度的建构，同时也关注人类社会的走向，提出了如何在天下无道之时坚持一种理想。对这一理想的追求引发了历代士阶层建构合理的典章制度，并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政治、哲学等的整体构思，由此而绵延数千年。

宏观审视中西异质文化中的“神本主义”与“人本主义”

   翻开中国哲学史，我们首先会看到，春秋末期“孔老相会”的史实揭开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序幕。若再将视野延伸至西方文明开端的古希腊哲学，在“轴心时代”，古代中国与古希腊这两大古文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人类的文明史上各放异彩。

   翻开任何一本西方哲学史，我们都可以看到整个希腊哲学所呈现出循序而进的思想历程。古希腊哲学的开端为米利都学派，泰勒斯认为世界由水构成，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世界由气、水、火三种元素构成，阿那克西美尼则以“气”为最基本的元素。而后，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是世界的本源。随着智者学派的出现，引出了在广场上机智论辩而流芳千载的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生活的年代为公元前469年至公元前399年，柏拉图为公元前427年至公元前347年，而孔子则生于公元前551年，老子长孔子20岁。这样一个时空的对比不禁会引发我们诸多的遐思。可以说，古代中国与古希腊有着诸多“和而不同”之处。古希腊有“雅典广场”，而中国春秋战国之时有“乡校”，在“乡校”中，“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这与“雅典广场”很类似。但如果深入了解雅典广场所发生的事件，将之与乡校相比，我们会了解中西二者的不同。总体说来，一个长期处在神本主义的笼罩之下，一个是在人文关怀之下产生了人本思想。

   我们知道，智者普罗泰格拉（约公元前480年—公元前408年）第一个宣称对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说法，并使用这种方法论证。在一部著作的某处，他曾说到，“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他的另一部著作开头说，“至于神，我既不能说他们存在，也不能说他们不存在，因为阻碍我认识这一点的事情很多，例如问题晦涩，人寿短促”。而就是由于这一段开场白，他被雅典驱逐出境，他的著作也被放在广场上烧毁了。

   再将目光转投至苏格拉底。他在广场上和民众的谈话，不时流露出智者的神采。苏格拉底自愿作一个精神的助产婆，引导他的听众发掘自己。但这位享誉中外的哲人却因为“不信国家的神，宣布有其他的神，诱坏青年”等罪名而被控诉，并被判饮毒酒而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苏格拉底本人在申辩中也始终是信神的，只是他所信的神不同于旧的神。在审判的最后，苏格拉底也还是抬出了神。这无疑都体现出了西方哲学中浓厚的神本思想。

   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中，与普罗泰格拉和苏格拉底的遭遇相似的例子仍有不少。例如，布鲁诺（1548年—1600年）则因为赞同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被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另外，《乌托邦》一书的作者托马斯·莫尔（1478年—1535年）是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位突出的人文主义者，在《乌托邦》中，他曾提倡乌托邦中应当有多种宗教，其中一些宗教“尊敬有道德的人，把他当作神”（详见《乌托邦》“关于乌托邦人的宗教”一节）。最终，他因宗教观点的不同，于1535年被判处死刑，走向了断头台。正如尼采说，西方传统哲学注入了过多神学的血液。一直到了文艺复兴的兴起，人文主义才又形成了西方文化的另外一个翻转。

   不同于西方哲学中的神本主义思想，古代中国虽也有宗教信仰，但祖先崇拜乃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并由祖先崇拜而兴起了孝慈、亲亲、尊尊等宗法伦理的观念。《左传·僖公十九年》说，“祭祀以为人也，民，神之主也”，《老子》第五十四章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论语》中也曾提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可以说，在孔、老之前，祖先崇拜就已经是中国人本思想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孔子和老子均继承并发扬了这一思想传统。老子强调“孝慈”、孔子提倡“孝悌”，都可以追溯至殷商之时祖先崇拜的信仰。

   孔子与老子都继承了这样的思想，将鬼神放在了比较遥远的境地。孔子时常论及“人道”而极少谈论“天道”。《论语》曾提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子不语怪力乱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可以说，在孔子那里，一方面，“天”是有意志的，一方面，又有自然的一面。而在孔子的思想中，后者的意义显然更为重要。

   不同于孔子的是，在老子思想中，天道与人道均被统摄在了其形上道论之中。老子哲学的开端为形上之“道”，宇宙生成的道理都从中引申出来，天地运行的法则也是从中而出，另外，“道”也隐含着万物本性的问题。在老子哲学中，天人关系相互呼应，可以由宇宙论推导出相应的人生观。当然，老子虽首创形上之道论，但他的最终目的仍在于人道之重建。“道”周行而不殆、遍及万物，圣人则取法于“道”，正如《老子》第八十一章所言，“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以及第二十七章所说的，“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总之，孔、老继承了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人文传统，并绵延不息地形成了百家争鸣，激荡着各家由“天下无道”走向“天下有道”，为人类的活动开拓了前景和方向！

孔老对话在古代文明中的特殊意义

   我曾数次造访欧洲，并在2014年踏上了“哲学的故乡”——希腊。除此之外，我还曾经到过埃及、印度等文明古国。埃及的金字塔令我震撼不已，而在印度，那里的宗教信仰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宗教信仰在印度不仅留下了极深历史的印记，即便是在当代，它也几乎是深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相比较而言，在中国，似乎很少有神学、神权的信仰给人们提供如此强烈的动力。

   然而，古埃及创造了金字塔这样宏伟的建筑与文明，印度、古希腊的文明与文化也曾辉煌一时，为什么这些文明却断裂了？现在，我们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总体说来，这大概与宗教的两个面向不无关联：一方面，宗教给人提供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宗教有时也会走向绝对化、极端化，这从十字军东征和古希腊的宗教战争中便可见一斑。在宗教战争中，对“上帝”的信仰走向了极端。但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容易陷入绝对化、极端化的倾向似乎是少有的。对比之下，中国文化中由祖先崇拜所带来的人文主义、人文情怀、人道意识走向是比较明显的。

   具体到孔老对话来说，一方面，孔老对话激荡着中国人本思想、人文情怀的发展与源远流长，另一方面，孔老对话也具备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孔子关注人伦教化而特重《诗》《书》，老子则将孔子关注人道、礼教的思维提升到了道家的思维，关注人伦以外的天地背景，由此而与《周易》古经会通；孔子继承了殷周制度，开启了士阶层的主体，老子则开启了哲学的主干。总之，两者都继承了夏商周文明的成果，开创性地开启了中国的文化、思想、哲学，生生不息数千年。

   陈荣捷先生曾提到，“人本主义”乃是“儒家、道家与佛家所共具、最足代表三家之学说”，“人本主义很明显地表现在中国人生各层面，且在中土流行达数世纪之久。”（详见《中国哲学之理论与实际—特论人本主义》一文）可以说，孔子与老子共同继承了殷周以来人文主义的思想跃动，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激发了后来各家人文思想的发展，最终汇聚成了一股时代的潮流。

   孔子和老子虽然可看作是思想的两极，但却是相辅相成的两极，正如雅思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一书中所提到的，“两者的差异在于，老子直接通向道，而孔子则是间接地通过建立人世间的秩序来实现的，因此，他们只不过是同一个基本的见解所产生的相反的实践结果而已……虽然两位大师放眼于相反的方向，但他们实际上立足于同一基础之上”（雅思贝尔斯：《大哲学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雅思贝尔斯将老子视作是中国形上理论的开创者，而我们知道，儒家几乎不谈宇宙生成论或宇宙本原论。但即便如此，在老子那里，“道”也总是要落实到现实世界中。宇宙是整全的，正如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动”。道周行而不殆，在周而复始的运行中，整个宇宙、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周而不殆，千千万万的生命在宇宙之间流动。人禀赋了“道”的流动，“道”赋予了我们“德”，得到了“道”之宇宙大生命在各物之间的流动，所谓“建道抱德”，“子孙以祭祀不辍”，而这便与孔子有了相会通之处。

   老子谓“建道抱德”，孔子则说“志于道，据于德”，他们都掌握了时代的命脉，推动社会的变革，继承了历史的洪流。两者都有浓厚的时代使命感和社会关怀。所以老子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提倡修己以安人，“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

   孔子与老子，乃至儒道两家，有相异之处，也有很多可以相互会通的地方。诸子的共通与不同之处，在后来呈现出了多样化的发展，而没有将思想倾向绝对化。这一点可以概括为“和”的精神，《论语》中讲“和而不同”，道家也讲“三和”——所谓天和、地和、人和。正是“和”的精神以及鲜明的人文情怀、人本精神，确保了中国思想始终具备开放性与包容性，而没有导向片面化或极端化。

   具体来说，首先，孔老对话体现了中国古代士阶层的建构与涌现，儒家由此而重视教化、观照上下，道家则导向了心灵内修、心通道境的思想路径。《庄子·天下》篇曾提到“内圣外王”，“内圣外王”之道后来发展为中国士阶层的共同理想。“内圣”主要指教养与修养，而“外王”则是对社会与民众的关怀、担当社会责任。在儒家那里，这一点是非常鲜明的。儒家极为重视“士”阶层在道德教化中的作用与意义。而在庄子那里，内圣外王的内涵又有所不同。“内圣”指向的是审美心境的构建、心通道境的境界，“外王”不一定意味着成为最高统治者，而是臻于“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之境。

   再者，儒道除了相通之处，也有相异的地方。两者同中有异，共同促成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例如，《老子》第五十四章提到，“善建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老子重视祖先崇拜与祭祀，“家”在其中也是一个重要环节，这一点与儒家并无区别。不过，具有黄老色彩的《管子》则将《老子》论点发展成了与儒家相异的形态，其《牧民》篇谓：“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显然，这和《大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序列同中有异，其中体现出儒道两家的差别，亦折射出齐、鲁两地文化的差别。而正是因为以上述例证为代表的种种差异，使得儒、道两家后来的走向也有所不同，形成了形态多样的中国文化。

   总之，较之于其他古代文明，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表现出了强烈的人文精神、人本色彩和人道情怀，并始终具备开放、和同的精神，由此而源远流长、绵延不息。正如《老子》中的“道”普遍存在于万物之中，《庄子·则阳》篇也曾提到“万物殊理”“道者为之公”，宋明理学后来将它发展为“理一分殊”“月印万川”，而道理也总有共通之处，这正是“道”不同于西方之“上帝”的地方，中国历史上的三教合流也正是由此才可能发生的。

（作者：陈鼓应，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