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文本风貌别具一格。它既部分遵循了正史的文体规范与撰述宗旨，又广泛化用了传统稗说的形式与素材。这使得近现代学者对该书的“见解”与“手段”交口称赞，却对其“结构”与“笔法”莫衷一是，因为前者近乎“现代”，而后者则植根“古典”——倘若不能对中国小说的传统有“同情之了解”，就很难给予《儒林外史》的文本风貌以合理的阐释与评价。

　　《儒林外史》问世后，清人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首次提出吴敬梓“又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穷极文士情态，人争传写之”的说法。程晋芳是吴敬梓的好友，对其生平知之甚详，故这一说法多为人接受。但如何诠释“仿唐人小说”，却是令人费解的难题。

　　清代点评家未就“仿唐人小说”展开议论，而是强调《儒林外史》与明人小说的关联更甚，如黄小田称《儒林外史》“篇法仿《水浒传》”、天目山樵评“用笔实不离《水浒传》《金瓶梅》范围”。出于对程传的信重，当代有学者试图从题材选择、文体特征、艺术手法等方面入手，找出《儒林外史》“仿唐人小说”的依据，但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冰释困惑。实际上，“仿唐人小说”的说法相当粗率，既不符合作者本意，也不能概括《儒林外史》的整体风貌。理由如下：

　　《儒林外史》的题材旨趣与唐人小说背道而驰。《儒林外史》“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中虽有僧道、侠客、倡优与吏役，不过是烘云托月之辈，而唐人小说——一般指唐人创造的“传奇”新体，重点关注豪侠与爱情，即便包括魏晋旧体，也以搜奇纪异为主。《儒林外史》中虽有化用唐人小说的情节，但比例很小。经现当代学者稽考，《儒林外史》从笔记旧籍中撷取来的情节多达六十六条，但出自唐人小说（包括笔记）的不足十条（见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集成》）。不仅如此，《儒林外史》还用解构与颠覆的态度，对相关情节进行了仿写和调侃，如“侠客”张铁臂实则是个拙劣的江湖骗子，“解语花”聘娘不过是个心慕富贵的倡女。小说还通过杜少卿论娶妾一事“最伤天理”，郭孝子论侠客在四海一家之时“只好叫做乱民”，表达了吴敬梓对豪侠与爱情题材的态度。

　　《儒林外史》的文体风貌与唐人小说大相径庭。陈文新将唐人小说的文体特征概括为“传记的辞章化”，《儒林外史》的特征则很难一言以蔽之，笔者暂将之粗略表述为“列传的去辞章化”。尽管“传记”和“列传”都可以追溯到“史”的源头，但中国小说或多或少都与史传相关，不必强调仿自唐人小说。此前吴组缃在《〈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一文中就提出《儒林外史》文兼众体，“显然受了‘三言’‘二拍’之类话本小说和《三国》《水浒》之类长篇的影响；同时也有些像《史记》的‘列传’或‘五宗’、‘外戚’诸篇形式的放大。”吴组缃并未提及唐人小说，也许是无意的疏漏，但也间接说明了《儒林外史》与唐人传奇的关联并不明显。若要就“辞章化”来论，《儒林外史》则通篇白话，有意摒弃辞章，甚至放弃了诗赋骈语写景这一传统，与唐人小说追求华艳文辞形成鲜明对比。

　　《儒林外史》的篇法笔法与四大奇书更为相近。唐人小说多为传奇体，独立成篇且组织精密，《儒林外史》算是章回体，“人各为传，而前后联络，每以不结结之”，有“篇法仿《水浒传》”之说（黄小田）。最早为《儒林外史》作序的闲斋老人仅将《儒林外史》与明代四大奇书相比，称是书“有《水浒》《金瓶梅》之笔之才”。尽管《儒林外史》可能也学习了唐人小说“笔力雄健、意蕴深厚、刻画姿形尽相的真本事”（见薛洪勣《明末清初小说漫议》），但二者风格各异，因为唐人小说“作意好奇”，而《儒林外史》重在写实，“事则家常习见，语则应对常谈”（黄小田），“描写世情，实情实理”（天目山樵），就算写书中第一流的人物虞育德，小说也全用正笔，不用曲笔，刻意避免神秘化。因此与其说《儒林外史》“仿唐人小说”，不如说“仿四大奇书”更贴切。除了上述，还有如下理由：

　　风格不似唐人小说。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在面对“仿唐人小说”这一说法时，曾直言“不大好落实”。但他提供了一个新思路，那就是跳出文体而转向文风，提出“小说分唐宋，主要依据文体（文言或白话），但也有将其推衍至风格之雅俗的。程晋芳正是在此意义上，穿越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边界，将《儒林外史》与唐人小说直接挂上钩。”崇俗讳雅，确实合乎程晋芳的文体观。然而，若就风格雅俗而论，文言固然雅于白话，但只要是小说就难免有小道之嫌。程晋芳是《四库全书》总目协勘官，《四库全书》在处理唐人小说时格外审慎，仅将记杂事、异闻、琐语的“笔记体”归入子部，“传奇体”基本弃置不录。《儒林外史》从风格更雅的子部和史部中得到的启示更多，倘若程晋芳要推重《儒林外史》，何不说“仿子部小说”、“仿春秋笔法”或“仿史迁风神”呢？

　　创作动机不似唐人小说。胡应麟说唐人以小说为行卷，来展示个人的史笔、诗才和议论，助力于荐举。吴敬梓在征聘博学鸿词科之前，曾借《移家赋》逞才使气，夸耀家世才华，宣称“千户之侯，百工之技，天不予梓也，而独文予梓焉”，高调宣称怀才不遇，隐然有向南京名士“行卷”之意。家世的余荫与高调的才名最终为吴敬梓赢得荐举博学鸿词科的机会。《儒林外史》写于“却聘”之后不久，程晋芳或许出于对吴敬梓的了解，认为吴敬梓辞聘后由吟诗作赋转向作《儒林外史》，仍究在文采与意想而已，甚至为之惋惜：“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尽管程晋芳是吴敬梓的忘年交，但他对吴敬梓“仿唐人小说为《儒林外史》五十卷”的表述相当粗率。不仅“仿唐人小说”的提法不够明确，就连“《儒林外史》五十卷”的说法也不够严谨。即便他出于雅化《儒林外史》的目的，以推重友人，但这未必能够得到吴敬梓本人的认可。因为在却聘前后，吴敬梓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曾借《儒林外史》杜少卿之口，宣称“做秀才，有了这一场结局，将来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所谓做自己，就是要回归儒者本分，做些经世致用的实事。

　　落实在著述方面，吴敬梓不会选择“仿唐人小说”，有两个重要的论据：一是吴敬梓曾在《玉剑缘传奇》叙中明确表达了对“仿唐人小说”创作的态度。该书是其友人李蘧门“消其块磊”之作，内容“述杜生、李氏一笑之缘，其间多所间阻，复有铁汉之侠，鲍母之挚，云娘之放，尽态极妍”。吴敬梓不仅称之为“郑人之音”，还特意为朋友辩护：“吾友人二十年来勤治经，羽翼圣学，穿穴百家，方立言以垂于后，岂区区于此剧哉！”可见吴敬梓并不认同这种做法。二是吴敬梓在“却聘”后认为“治经”才是“人生立命处”。《文木山房集诗说》是吴敬梓治经的代表作，与《儒林外史》大约同时而作。吴敬梓在该书“玄鸟”一则中也发表了“种种不经之谈，词赋家所艳称，而儒者不道”的主张，有意强调自己的“儒者”身份及著述立场。因此即便做小说，吴敬梓也选择了“儒林”为对象，专以士风世道为念，刻意放弃自己擅长的诗赋才能，与唐人小说作意好奇、无关大体者不可等量齐观。

　　当然，我们无须苛责程晋芳，因为包括他在内的后世学者在阐释这一问题时，都很难给出确切的答案，这恰恰说明了《儒林外史》文本风貌的复杂性。所谓仿《水浒传》、仿《金瓶梅》等说法，都是管中窥豹，只见一斑而已。事实上，吴敬梓对传统文体的“仿写”并未局限于一种，而是兼采正史与稗说，创造出一种“别体”。尽管这种“别体”的特征目前仍难清晰地概括，但后世出现诸多“仿《儒林外史》”者，足见其文体的特别和影响之大。

  作者：白金杰（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