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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来岁时，王蒙首次看了1938年敌伪时期上海拍就的电影《雷雨》。印象最深的是侍萍与周朴园重逢，侍萍提到三十年前的事，说：“那时候还没有用洋火。”

　　少年王蒙听到这妇人回忆往事，也感到心头沉重，为一个在没有火柴的年代生活过的人黯然神伤。

　　二十四岁那年，他读到毛主席《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肃然起敬，“恭敬而且惭愧，自卑而且伤感，反省而且沉重”。

　　那个时候，他尚不可能想象：一个即将满八十七岁的写作人，从六十三年前的回忆落笔时，应该出现什么状态，什么样的血压、血糖、心率、荷尔蒙、泪腺、心电图与脑电图……

　　他毕竟还是写了。在《猴儿与少年》里，他写了若干只猴子。其中一只名叫“大学士三少爷”。它们是王蒙小说里的至爱。

　　评论家谢有顺说，王蒙依旧在他的文字世界里热火朝天地劳动着，他热爱劳动，念念不忘土地、人事、岁月对于他的滋养。“常胜者常挫，常健者常恙”。的确，《猴儿与少年》是《青春万岁》的回声。

　　2021年12月17日，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在北京召开期间，本报记者专访第八次参加作代会的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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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写革命人的故事，离不开革命。政治在作品中出现，言简意赅。通过主人公的经历概括中国社会发展之变化，高度浓缩，高度凝炼。您如何处理作品中的政治？

　　王蒙：二十与二十一世纪，政治是中国人生活的决定性因素，谁的生活脱离得了政治呢？ 对政治的体悟、感受、态度，当然各有特色。友人诗里有一句：“为人不革命，此生不足论”，此警世警文坛之语也。

　　中华读书报：在《猴儿与少年》里，英语、德语、日语、俄语一齐上阵，老子、曹雪芹、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康德先后亮相，化学、数学、哲学各有所用，京剧、相声、电影点缀其间……这几乎是百科全书了，十八般武器全操，纵横捭阖，指点江山，大到对生命哲学的体悟，小到对一个词语的解释，但仍然诗意充沛、酣畅淋漓，您现在的写作是否已如入无人之境？

　　王蒙：我说过，近七年，我恢复了以写小说为主业，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写起小说来，每个细胞都在跳跃，每根神经都在抖擞——嘚瑟。

　　我还说过，耄耋写小说，回忆如潮涌，思绪如风起，感奋如雷电，言语如铙钹轰鸣。任何一个细节，任何一个句子，都牵连着光阴，亲历、亲睹、亲为，联系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联系着四面八方、千头万绪、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连结着多少爱恋挂牵，明明白白，回味无穷。你不撒开写，难道要缩手缩脚地抠哧吗？ 一天等于二十年，一辈子等于多少天呢？ 纪念着一个又一个一百年，怀想着几千年几万里，用八十七年的生命教训与几万里的所见所闻写，与用十几岁的少年初恋之情写，能是一个样儿的吗？ 我还说过，我还是文学生产上的一线劳动力啊！

　　中华读书报：很喜欢书里的一句话“所有的哨子，都吹起来吧！”还是《青春万岁》饱满热烈的情绪！ 还是诗意的、激情的王蒙！ 为什么八十七岁的您还能保持十九岁的少年心和少年性？ 您是怎么做到依然葆有十几万“立方”（书中语）的激情？

　　王蒙：我赶上了激情的年代，沉重的苦难、严肃的选择、奋勇的冲锋、凯歌的胜利，欢呼与曲折，艰难与探索，翻过来与掉过去，百年——也许是更长的时间——未有的历史变局，千年未有的社会与生产生活的发展变化，而我活着经历了、参与了这一切，我能冷漠吗？ 我能躺平吗？ 我能麻木不仁吗？ 我能不动心、不动情、不动声色，一式36.5℃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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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炳炎儿时不就是一只小猴儿吗，他的感悟与小猴又有什么不同呢？”——小说讲述九十高龄的外国文学专家施炳炎的人生往事，“王蒙”的出现，总让我在阅读中有一种代入感，觉得施炳炎确有其人，“三少爷”也确有其猴。为什么想到采取这样的叙述方式？ 怎么想到给猴子起这么一个名——“大学士三少爷”？

　　王蒙：这里有一个自我认同与自我分离的问题。每个人都是他自己，每个人又都是自己的发现者、观察者、评点者、挑剔者与顿足批评者或怜悯宽恕者。大约四五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世界上有一个小孩，他正是“我”啊！ 惊奇、畏惧、被吸引，同时百思不得其解。《红楼梦》里有贾宝玉与甄宝玉，一分为二，合二为一，这才是小说啊。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早有沐猴而冠的说法，猴儿自以为是，自作聪明，有弼马温气质，有天真的官迷气质，又有少爷的任性与骄矜，又有学士的多才多艺，能干机灵啊。

　　中华读书报：猴子与其他宠物的不同，是作品中施炳炎的思考，相信更是您的观察和结论；作品中用陶制原始乐器埙的闭口吹奏声音比拟猴儿鸣叫，对它的各种动作观察细致入微。您对猴子是不是也有特殊的感情？

　　王蒙：我小时候没少看耍猴儿戏。有了孩子，动辄带他们到动物园看猴山。我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到处是猴子的大街上，由于对猴儿们指指点点，受过猴子的奚落和抗议，作鬼脸、出怪响。我也通过各种渠道，线上线下找猴子的生物学与社会学资料。为了写这篇小说我还特别请教过善画动物的美术天才韩美林兄，得到他的帮助，写起猴子来，其乐无穷。

　　中华读书报：“照镜子”一节写得奇妙。施炳炎从乡民们对三少爷照镜子的言语中，想起《红娘》中红娘侍候莺莺照镜子，也是自恋自怜。您观察过猴子照镜子的真实反应？

　　王蒙：照镜子是人生的一大奇迹。镜子与镜子相对而照，出现了无数镜子的映象，叫作长廊效应。贾宝玉曾经在镜子中睡觉，梦见了甄宝玉，这个构思极其有趣，哲学的趣、人生的趣、文学小说学的趣与社会学的趣。甄宝玉没有写立体、写生动、写真实，这是《红楼梦》的一个遗憾，但是，这个构思仍然是超级观察与想象的绝门儿。许多读者与评论家注意猴儿照镜子的情节，使我至为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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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病乎”一章耐人寻味。您在小说里凝聚了自己对生命、对生活、对当下、对历史的种种思考。

　　王蒙：我有一些这方面的实际遭遇与观察体验，急剧的发展变化，带来个中角色的心理健康问题，这是具有文学意义的医学话题。一切的发展，都令人欢呼歌唱，一切的进步，也都有自己的代价与新的挑战与麻烦，这才是真实的生活啊。

　　中华读书报：大核桃树峪的民歌，是确有其歌？ 第六章“高峰大树”，开篇有说诗歌不是诗歌，像词不是词，又压韵上口的一段，是性之所至随手写下的吗？ 总之这部小说充满音乐的节奏感。

　　王蒙：除文学外，对音乐我也是最为迷恋的。这也是中国小说的传统，里头加诗歌体、词赋体、绕口令体、乃至其他文体的笔墨，使小说变得充分立体化，其范例就是《红楼梦》。抡起来了，您就飕飕飕地往圆里抡吧。

　　中华读书报：刘长瑜说吴素秋是“女才子”，小说中王蒙回应施炳炎的疑问时，提到部里有文件“避免男孩子的女性化伪娘化”；作品中赞赏红娘，讥讽张君瑞是“爱情的乞儿”，是否也是对当下某些现象的一种反讽？

　　王蒙：封建主义使男生弱弱的，也是确有其事。但张君瑞的情况不是女性化，而是书生懦弱化。查字典或找《荀子》看看，儒字甚至可以与懦字相通。呜呼。

　　中华读书报：施炳炎转述给“王蒙”的侯东平“有活儿论”，很经典。这本书也是充满哲思的作品，既有古今中外的名言警句，也有“炸糕八里地，白薯一溜屁”等民间谚语，整部小说如您所说“生活的热气蒸蒸腾腾”。孔孟老庄易经您也都有研读。您从中国传统文学汲取了很多智慧。

　　王蒙：如果你接地气，如果你接触过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如果你听过地方戏，就会自然而然地有中国特色了。艺术从业人员喜欢用“活儿”一词，我听一位歌唱家说到国外的一位乐队资深指挥，说“他社会地位很高，就是活儿糙”。我明白了。你喜爱了、进入了、从事了文学艺术，可关键是您得出活儿。让活儿说话，靠活儿立身，以活儿贡献，为活儿忙活。

　　中华读书报：小说借主人公说：这是中国，您要到山里来，到村里来，否则仍然是没见闻过中华醇香。这是主人公对土地的眷恋，是对人生过往的总结和怀念，我理解这也是一种深入生活的呼唤，您觉得是我过度诠释吗？

　　王蒙：您诠释得太棒啦！ 在中国，我们说生活，常常离不开山沟，今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周年，好多朋友大谈毛主席喜欢讲“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今年更讲山沟里脱贫的伟大成就，当然还要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全球化、人类命运共同体，讲山沟文化的创造性转变与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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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您参加几次作代会了？ 有怎样的体会？

　　王蒙：从作协三大开始，参加作代会应该是第八次了，但作协九大没有参加，上次开会时我正在圣彼得堡参加文化论坛，忙着见各国的文化人与俄罗斯的领导人了。会上与会下，国外与国内，我都没有忘记我们的父老兄弟姊妹。生活经验是基础，文学想象是翅膀，多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学问是资源。然后，要的是热情与勇气。

　　中华读书报：“后世的小友，不懂得我们那一代人的快乐和天真天趣与哭笑不得。”您写的时候，除了纪念、怀念，是不是也有些怅然，有交流的欲望？

　　王蒙：与其说什么怅然，不如说是经历过实实在在的艰难，还有克服困难，化险为夷，遇难呈祥，终结善果。薪尽火传，一代与又一代不会断裂，不要用断裂吓唬人。但一代一代不会重复，各有各的青春万岁，各有各的万里长征。谁都会成长成熟老练坚定；谁都不是吃素的。

　　中华读书报：施炳炎是乐观的，但他也不出声地大哭过一场，哭得昏天黑地、荡气回肠、天旋地转、痛快淋漓、落地扎根、刻骨铭心。为什么哭，是因为侯东平对他的宽慰吗？

　　王蒙：施炳炎曾无师自通地跳到圈外，观察他本人与大千世界，有“七个我”，经历了风云激荡、奔突冲撞的世纪，经历了碰壁与风险、坎坷与雷地，有些人甚至曾经认为他是个不无晦气的可怜虫，但是小小农村少年居然对我们的主人公作出政治思想的正面结论，侯东平他们是不在乎这些的，他们是很实际的。

　　中华读书报：小说最后您说“鼓捣新的小说创作”，是否又有新的计划？

　　王蒙：再酝酿一下吧，说得急了容易被动，而且涉嫌吹嘘——网上叫“newbe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