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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争霸时期，项羽在垓下被重重包围，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带着八百多名麾下壮士趁夜色突围而出，到达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时，项羽身边只剩下二十八名拱卫士兵。此时，汉军的几千追兵正疾驰而来。项羽命令众人分头走，并约好会合地点，然后挥刀冲向汉军，砍杀出一条血路。当项羽最后来到乌江（在今安徽和县东北四十里乌江浦）渡口，乌江亭长前来接应，为其准备了一艘渡船，眼见追兵渐至，寡不敌众，催促项羽赶紧上船过江，说道：“大王赶快上船吧，江东沃土千里，子民百万，大王回去后可以重振旗鼓，招兵买马，割据一方，徐图再起。现在就这一条船，再不走，就来不及了！”但项羽听完亭长的话，静默不语，面对滔滔江水，仰起头叹道：“想当初江东八千余名子弟追随我征战南北，如今却只剩我孤身而返，就算江东父老对我并无怪罪之意，我又有何颜面再见到他们呢？”项羽最终拒绝了亭长的好意，将跟随自己征战五年战马牵了过来赠给亭长，转身挥刀又向汉军杀去，在乌江边与汉军战至力竭，遍体鳞伤，最终拔剑自刎身亡，年仅三十一岁。这就是“无颜见江东父老”典故的由来。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慨后来作为成语流传至今，被用于指自我惭愧无脸再见乡亲。由此国人现在经常以“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成语告诫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应该在外发愤图强打拼，否则混得灰头土脸就可能无颜见父老乡亲。按照这种解释，项羽之所以无颜见江东父老，是因为自己的失败没有脸面再见故人。明朝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如是言：“程宰兄弟两人是做折了本钱，怕归来受人笑话，羞惭惨沮，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不思量还乡去了。”这种解释其来有自，经过代复一代的传承已经根深蒂固，成为通说，乃至不刊之论。是耶非耶，殊值深思。

　　历史复盘：项羽的大起大落

　　这一幕历史剧情还必须从头说起。

　　在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爆发后不久，隐居江苏的项梁就带着其侄子项羽在会稽起兵。项梁是曾为抵御秦国而力战至死的楚国名将项燕之后，心存复国念想的楚人对这位名将颇为尊敬。在诸侯蜂起时，范增就曾向项梁说过“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心所望。因此项梁在吴中一带甚有威望自不足怪。项羽身材壮硕，膂力过人，早年间曾经发下豪言：“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秦始皇游会稽，项羽就曾胆大包天地宣称“彼可取而代也”，磊磊有英雄气。正是项羽具有领袖欲望，力能扛鼎，素为当地年轻人所敬服，很多青年子弟都惮而服之，听从驱遣。在项梁叔侄二人起兵伊始，吴中百姓纷纷响应，平时与项羽来往的年轻人在其号召之下从四面八方聚集过来，形成“江东八千子弟兵”。这是西楚义军的精锐主力部队。项羽正是以这“八千子弟兵”为班底南征北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在巨鹿之战中，他引兵渡河，破釜沉舟，九战连捷，大破章邯率领的秦军主力，勇冠三军，逐渐具备了一统天下的实力，被尊为“诸侯上将军”。

　　秦亡后，割据一方的诸侯多达数十人，相与并争，其中实力最强的即是身处汉中地区的汉王刘邦。在秦亡后不到三个月，刘邦就带领部队从关中开拔，在中原一带与项羽屡次交锋。双方在此期间互有胜负，战争进入胶着之态，最终两军在广武山附近僵持不下，以在鸿沟河协议签订宣告妥协告终。盟约达成后，项羽率军转回彭城准备休整，刘邦原本也打算班师咸阳，却被张良所阻。张良为刘邦借筹谋划方略，主张与项羽议和本为缓兵之计，不能就此善罢甘休，应该立刻将韩信、彭越等人悉数召回合力围攻项羽以图霸业之基。刘邦一面让张良去向韩信等人传令集结，一面自己返辔引兵追击项羽，在河南淮宁附近再度与项羽构兵鏖战。鉴于刘邦背信弃义，项羽毫不示弱地率军就地展开反击。起初，刘邦在项羽的强攻之下节节败退，并在成皋遭到项羽围困而兵势岌岌可危。在危难之际，刘邦向韩信等人许以封侯拜相之诺，以期各路诸侯能够全力以赴出兵相救。韩信等人被这种许诺所引诱纷纷率军前来与刘邦会师夹击项羽，恰值远在咸阳的萧何派人运来大量粮草，汉军顿时声势大振，兵盛粮足。而此时项羽却被燕王臧荼截断粮道，形势发生逆转。项羽认为，汉军虽说人多势众，却只有驻扎垓下的韩信所部堪称真正的威胁所在，只要集中力量将其一举击败，其他各路诸侯必然不战自退。项羽率军直奔垓下，本以为是破局之良策，不料正中深谙兵法谋略的韩信诱敌深入之计。

　　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项羽十万楚军甫至垓下，即陷入韩信设下的十面埋伏之中，兵疲粮尽。入夜，张良以四面楚歌之计瓦解楚军士气，包括项伯在内的诸多楚军将士纷纷夤夜逃离楚营而倒戈降汉。曾经叱咤风云的项羽面对众叛亲离的局面，慷慨悲凉地唱道：“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绝望的项羽只得带着仅存的八百余名将士连夜向南突围，复遭汉军围攻，渡过淮水后又误入歧途，踏入一片沼泽地带，狼狈不堪。有诗曰：霸王别姬《垓下歌》，歌声悲壮虞姬和。至死不明为何败，含泪惊呼天亡我。项羽为人刚愎自用，独断专行，在楚汉之争中落败而最终自刎并非“天之亡我”，而是“我之亡我”，是自己一系列的谬计将自己送上绝路，却至死不悟，令人可悲可叹！

　　按诸地望，所谓“江东”应该是指长江以东地区。长江自西向东而流的过程中在芜湖、南京间作西南南、东北北流向，因而有一个明显的转折。中国古人从北方中原之地前往如今的江浙皖等地，往往选择从这一段渡江而过。渐渐地，古人就将这一段南北走向的长江之东称为“江东”，与“江西”的概念相对。中国古人的空间观念是立足于中原的位置从北往南来看，东在左，西在右，故又称江东为江左，称江西为江右。徐霞客《江右游日记》写的就是江西。“江东父老”的成语典故应该出自安徽江东地区的芜湖到马鞍山一带，故而别称为“江城”的芜湖素有“江东名邑”“吴楚名区”的美誉。安徽和县迄今仍有纪念项羽的霸王祠。在“江东”一词盛行的秦汉时期，当时与此并行不悖的另一概念“江南”是对长江中下游河道以南、南岭以北广大地区的泛称。江南的范围赢缩变易，有时也往往包括江东。江东的概念区域也时有广狭大小之分，可以指以芜湖为轴心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即今苏南、浙江及皖南部分地区。隋唐以前，习惯上称长江下游北岸淮水以南为江西，有时又称长江以北包括中原地区在内为江西。

    历史聚讼：项羽不肯过江的原因

　　项羽在秦末的风云激荡年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被认为表现出一种狂飙式的青年精神。在项羽兵败身临乌江时，仅一江之隔，即成生死之界，仅一念之间，即成存亡之抉。关于项羽不肯渡江的原因一直困扰着后人，有多种多样的解读。

　　第一种也是影响最大的解读是“羞见江东父老”说，认为项羽虽穷途末路，但脸皮薄，怕丢面子，仍不失壮士尊严，因为英雄一世却没能战胜自己的自尊心，以至于放弃了一线生机。这种解读最直接的依据就是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述这段历史的原话：“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 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第二种解释，项羽不过江东乃因为虞姬已死，是因为“虞姬死而子弟散”心生羞愧。李介立，名寄，是徐霞客的三子，因母周氏原为徐霞客侍妾，方孕而被正妻所逐嫡嫁，自幼育于李氏，故冒姓李而名寄，对《徐霞客游记》的整理和出版贡献良多，著有《历代兵鉴》一书。其在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所作的《过灵璧吊虞美人墓》一诗中如此写道：“吾知乌江刎，定为姬所激。不然渡江东，犹是王一国。”易言之，项羽或许不想自杀，而是虞姬率先用激将法自刎，导致项羽最终不肯过江，拔剑自刎。但管见以为，这种说法论据不足，且与《史记》上的记载存在矛盾，否则项羽自刎就应该旋即发生在霸王别姬的军帐。

　　第三种解读，源自著名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夏日绝句》中“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的诗作名气很大，字字珠玑，晓畅俊雅，开篇先声夺人，直抒胸臆地赞扬项羽宁可壮烈地死去而绝不忍辱偷生的悲壮情怀，讴歌项羽生死都不失为盖世英雄的气魄。这不啻是词人的一种独到之见，但作者是借古喻今，以他人之酒浇自己心头之愁，并非真正探寻历史原因，并非历史解释而是历史诠释，是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借项羽的豪气干云壮烈精神讽刺和抨击南宋朝廷偏安江左的无能懦弱。反对者认为项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其“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的个性弱点，此人是只知用武不谙计谋的匹夫而已，不足如此美化揄扬为顶天立地的“生杰”“鬼雄”。

　　第四种比较有影响的解读是南宋初期著名的文学家和理学家刘子翚在《屏山全集》卷四中提出的“疑亭长有诈”说。刘子翚，被时人称为屏山先生，是朱熹研习理学的启蒙之师，对朱熹思想的形成影响甚巨。刘子翚的史论《汉书杂论》（上、下）见识高卓，但长期以来被学界所忽视。其思维方式表现为采取读书得间的传统治学方法秉烛洞幽，寻绎符合逻辑的线索，以期做出突破前人思维定势而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表现出独具只眼的史识。刘子翚这样写道：世人一直相信《史记》中项羽的表白真的就是其拒渡乌江的原因，但这无法解释项羽自至江边的举动。当时汉军正重金悬赏项羽的项上人头，项羽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本身“欲东渡乌江”，但不敢贸然相信亭长而中途改变主意，因为“亭长之言甚甘，羽疑其欺己也。羽意谓丈夫途穷，宁战死不忍为亭长所执，故托以江东父老之言为解尔。”刘氏的立论证据是，项羽“所以去垓下者，犹冀得脱也。乃为田父所绐，陷于大泽，羽知人心不与己，安知亭长不出田父之计哉？ 此羽所以战死也”。这种解读将项羽临时决定不渡江的原因是由于自己刚刚中了田父之计而心有余悸不愿再误上“贼船”而被缚。不过，刘子翚在这里的解读忽略了《史记》中留骓报德的细节。项羽对亭长说：“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项羽果真怀疑亭长有诈，就不会把心爱的坐骑乌骓马相赠。此外，项羽长期生活在水乡泽国，没有史料表明其不会驾船，即便担心为亭长所执缚献，完全可以杀人夺船而渡。据此，“疑亭长有诈”说恐不足为训。

　　第五种解读认为，退一步海阔天空，项羽渡过乌江也许有可兴之机，但其本人襟怀不够开阔，能胜不能败，兵败后即心灰意冷，自暴自弃，缺乏卧薪尝胆的毅力，不能忍一时之辱，只能做一时的“霸王”而称不上真正的“人杰”。持论者甚至做出假设，胜败乃兵家常事。在逐鹿中原的较量中，最终鹿死谁手在当时也未必就可以成为定论。项羽设若遇败不馁，逞一时之勇，过江后秣马厉兵，或许能够死里求活，卷土重来而名垂青史。这种解读以唐朝杜牧《题乌江亭》最为明显，其诗曰：“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这首咏史诗是杜牧在开成四年（839年）由宣州赴京途经和州乌江亭时所写，咏史发论，雄姿英发，别出新解，不落窠臼。杜牧本人就意求高绝，即被评论者所说的喜欢反说其事，好异于人而叛于理。细究杜牧的奇警诗意，其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现实背景，隐含着对晚唐式微之局面振衰起敝的期许，“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但杜牧的这种解读属于纯粹的浪漫想象，历史不容如此凭借主观之见虚构式改写。其解释的缺陷仍然在于凌空蹈虚，基于人的性格等泛泛而论，并未真正走进历史的深处。

　　第六种解读认为，昔日的崛起的根据地物是人非，民心懈散，当时江东之地也不复是项羽的所能栖身的地盘。究之实际，项羽败局已定，已经不能而并非不肯回到江东。王安石在《乌江亭》针锋相对写道：“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蔡正孙《诗林广记》卷六云：“荆公此诗，正为牧之设也。盖牧之之诗，好异于人，其间有不顾理处。”朱东润在《史记考索·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书后》中指出：“其间堂邑侯陈婴已定豫章、浙江，都浙自立为王，羽虽渡江，天下事已无可为者，此则时势所趋，不特愧见江东父老已也。”《史记》中清楚地说表明楚汉战争一开始后，东越人就占据现今湖南、江西、福建以及浙江南部、湖北东南等地且“不附楚”，并非项羽单枪匹马就可以再创辉煌。明末清初的吴景旭所著《历代诗话》八十卷，取材宏富，能钩贯众说，引述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五“杜牧之”的观点云：“项氏以八千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 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揆诸实际，胡仔对杜牧前述“二十八字史论”的批判之论确实是可以成立的，江东父老在此时确实难以显现当初热情，但毛泽东作为坚定的革命者对此论颇不以为然，曾在阅读到《历代诗话》中这段文字时写下“此说亦迂”的批语，很大程度上倾向于人的意志的力量是无穷的，站在对其素来颇为喜好的樊川先生的支持者一边。

　　历史拷问：颜面与生命孰轻孰重

　　回家，是每个在外游子内心情感十分复杂的事情。每届年关，在外打拼一年的人都怀揣回家过年的念想从大城市回到自己自幼生活成长的故乡，与家人团聚。但近乡情怯也往往在所难免。贺知章诗句“少小离家老大回”就将漂泊人儿归来的情景描绘得栩栩如生。

　　“苟富贵莫相忘”是一种虚拟态，是一种应然的期待；“苟富贵自相忘”是一种冷酷的写真，是一种实然判断。正是如此，人一阔脸就变，不变亦难。这几乎是人性本然，不可抗命。陈涉当年以“苟富贵莫相忘”作为彼此鼓励的口号，但富贵之后就对昔日故友居高临下，岸然自大，恰恰是“苟富贵自相忘”的明证。就富贵者而言，对于昔日同伴有时避之唯恐不及，生怕对方有求于己。不宁唯是，未富贵者即便未被富贵者相忘，有时自惭形秽，也有意敬而远之，此即边缘化者主动边缘化。在某种意义上，不明白富贵之后的地位势差可能就是不明达人情世故，不仅被旁人视为不知天高地厚，而且这种自己忘乎所以的态度甚至贾祸召灾。有道是“穷不走亲，富不回乡”。穷困者浪迹天涯，无颜见江东父老，有家难回；富贵者从偏僻之地在外闯荡功成名就之后，一般会返乡一次，这是衣锦还乡，颜有得色，属于炫耀，为自己的成功召开新闻发布会，但从此之后一般鲜有“常回家看看”者，此非他故，害怕沾亲带故之人提出请托。没钱的人回不起家，有钱的人不想回家。正是这样，民谚云：“有钱不去两地，没钱不求两人”。在农村，有两种人是不能去冒昧干求的：一种是关系不怎么好的亲戚，一种是平时比较势力的人。

　　千百年来，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典故可谓家喻户晓。这往往被解读为项羽失败后满脸惭愧，因此不肯过乌江，在追兵急迫的情况下不得不拔剑自刎。但这种解读可能存在误读，并没有真正理解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的真正含义，并没有真正解释清楚项羽在当时情况下“不肯过乌江”的原因，也无法领悟项羽之所以“拔剑自刎”的真正动机。但我们可以设想，陈涉起义之前，就曾经与在田间地头劳动的伙伴相约“苟富贵勿相忘”。当项羽起事之际，拉出八千子弟兵，声势不可谓不浩大，对这些子弟兵的动员和美好前景的承诺必然不可或缺，否则没有人会背井离乡与自己赴汤蹈火。他们之所以愿意跟随项羽远征，就是存在远景期望。而如今，这不是项羽个人荣辱的问题。八千子弟兵的父老乡亲将自己的至亲托付自己，如今悉数沙场喋血，当每个父母亲人询问自己的儿郎的生死存亡的消息，这该如何回答。且不论战争取得辉煌的胜利，但胜利如果以八千男儿的性命为代价，也是带着泪水的欢笑。更何况，这是以失败落幕。

　　“衣锦还乡”作为无颜见江东父老的反义词，典出项羽攻占成阳后，有人劝其定都关中，但项羽故土观念很浓厚，答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后人由此延伸出了“锦衣夜行”的成语，随后又衍生出“衣锦还乡”的成语。和项羽一样，刘邦夺取政权后志得意满，不衣锦还乡显摆一番对其而言也是犹如暮夜衣锦绣而行，实在难以忍受，但刘邦自己此时大权在握，“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可以对呕心沥血的有功之人封官晋爵，使其家人风光富贵，血食不绝。而项羽在穷途末路之际并非无愧江东父老所托。此时的霸王仅仅是光杆司令，本钱全无，试想霸王回到江东故地，闻讯而来的部下的亲友自然会扶老携幼打探自己亲人的下落，即便没有责备，但弱弱的一声对自己亲人下落的询问，也情何以堪！ 谁无父母儿女兄弟，一个鲜活的生命，当初告别父母，离别家乡，踊跃相随打天下，如今均被告知不复在世，不可能没有撕心裂肺的伤痛。父母呼唤儿子，妻子呼唤丈夫，儿女呼唤父亲，阴阳相隔，呼天抢地的悲伤情景不难想象。

　　古人云：兵者，凶事也。战争是会要人命的。这不是个人荣誉的面子问题，归根结底是命悬一线的大事。霸王回江东面临的不是颜面有无的问题，首当其冲的是面对数以万计的部属亲人前来“要人”的问题。对江东父老而言，霸王的颜面对他们作为现实的有感情的人或许并非举足轻重，但自己家人随霸王征战辞别后一去不复返的残酷结局却是真真切切不容轻描淡写的。不难想象，在江东等自己率领部属归乡的父老乡亲成百上千，都想向自己打听亲人的下落，依闾翘盼亲人归讯却变为晴天霹雳般的噩耗，不是简单几句苍白无力的安慰语言所能济事的。对项羽这样能大起大落的风云人物而言，面子所值几何，通常不足挂怀，而是在良心上面临道德谴责的问题。与自己歃血为盟弟兄慷慨起事，其他人都喋血沙场，势必以一人独生为耻，自己只有与之共同赴死的唯一选择，这是纾解自己内心愧疚的唯一出路。项羽此时的山穷水尽并非物理意义上的，而是心理意义上的。他尽管存在可以逃生的现实空间，但内心的负罪感实际上已经压得他无法苟且偷生。归乡之路近在咫尺，但却无法回到过生长养育了自己的乡土。

　　历史解释：移情与反事实方法

　　伽达默尔认为，原文真正的意义始终是由解释者的历史状况决定的，因此也是由客观的历史联系的总体决定的。理解者与理解对象都是历史的存在，文本的意义与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的“涌现生成”过程之中，这种过程构成所谓“效果历史”。文本的意蕴只有在历时性情境中才能通过各种理解显露出来。传统解释学中的客观主义努力于文本作者原意的迷信，没有看到人类理解的历史性。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在本质上是一种历史性的理解，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都是处于历史的发展演变中的。解释者应该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将文本含义同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求相互参照，以寻求两者之间合理的结合点，效果历史是科学意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效果历史意识其实乃是理解活动过程本身的一个要素。无论是否被意识到，效果历史都在一切理解中发挥作用，如果对此予以否定，就是否定自己的历史性。凡是在效果历史被天真的方法论信仰所否认的地方，其结果就只能是一种事实上歪曲变形了的认识。凡在人们由于信仰方法而否认自己的历史性的地方，效果历史就在那里获得认可。

　　在史学中，身处历史长河之中的史家抚今思往，古今对话是史学的宿命。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解释本身就是效果历史。即使对于历史科学来说，效果历史的反思也是历史描述和历史研究的基础，如果想让历史描述和历史研究完全避开效果历史反思的判断权限，那么这就等于取消了历史描述和历史研究。历史理解要求我们有历史性的视域，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我们生存的历史性又是产生视域的前提。我们必须从现在回顾和理解过去，我们又必须同情地理解过去，似乎自己就生活在过去的情景之中。历史是在理解中生成的，历史又决定着我们的理解力，而我们对未来的希冀也规定着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正如伽达默尔所说，“理解甚至根本不能被认为是一种主观性的行为，而要被认为是一种置自身于传统事件中的行动，在这行动中，过去和现在经常地得以被中介”，“理解从来就不是一种对于某个被给定的‘对象’的主观行为，而是属于效果历史，这就是说，理解是属于被理解东西的存在”。在这种不断的循环解释之中，历史被形塑。

　　反事实方法在历史解释中确实非常重要首先就表现为问题的建立。按照康德哲学，我思的自发性不是由对象给予的，而是只能由主体自身来实现的，这种自发性是本源性的，是我作为主体的禀赋。连接是不能由客体给出的，而只能是由主体自身建立的，是我思的结果。恰如爱因斯坦所说，物理学不能像小学生那样自然是如何就被动地予以接受，不能跟着经验走，而必须像法官一样对自然现象进行审查。包括历史学、法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更是如此，需要反事实方法提出问题。这种反事实方法其实在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论中得到准确的说明，而胡适的这种方法也是从中国传统的乾嘉考据学先归纳后演绎经典范式的革新版。其次，探究即在于弃同即异，别具一格，众说竞胜。这是历史解释作为探究性解释与法律解释作为独断性解释不同的特质所在。历史学因为注重史料，所以往往容易陷入“文献拜物化”的偏执。思想史家休斯即曾经提醒，历史学家不能忘记的一个简单的真理“就是新的研究进展不仅仅来自于新材料的发现，而至少也能来自于对已有材料的新解读”。人可以创造历史，却无法改变历史。这似乎自相矛盾，但可以创造者，乃历史新纪录；无法改变者，乃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客观事实。历史解释只能按照当时情景进行复盘，不能以后人的想当然的自我感受扭曲原貌。移情的理解需要解释者虽然无法卸掉自身历史处境的铠甲，但必须尽量设身处地在古人的情景中进行历史解读。事实上，历史往往被刻意改写，用冠冕堂皇的大词掩饰原本的事实本相，造成一部分事实被遗忘或者不许被提及。职是之故，过去史家治史，一般都会对正史讳莫如深的事实利用笔记等杂史等加以复原，就是因为正史充其量反映历史的一个侧面，而对立面的镜像则需要借助这种当时无法进入大众视野的杂史的反光镜加以呈现。在连篇累牍的历史记述中，重要的内容往往不会明显直陈，相反往往被秘而不宣，一语道破就不复称为天机。这需要对于历史的考察具有敏锐的眼光。有道是：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