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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代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朝，历史地位非常重要，但由于存在时间短暂、曾推行焚书政策等，留下可供研究的文献资料极为有限。

   2010年初，一批从海外回归的秦简牍，经由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捐赠入藏北京大学。这是继睡虎地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之后又一重大典籍类秦简牍发现，包含众多失传两千年之久的典籍，具有重大学术价值，为研究秦代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数据。

   历经十多年的整理修复，日前，这批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正式公布出版，以供学界研究利用。这是继《甲骨文摹本大系》出版后，“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又一大型的集体项目成果，也是列入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出土文献类”研究成果中首先完成的项目。

   5月27日，《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新书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在上海世纪出版园举行。这批珍贵简牍文献的出版，将有力推进各领域研究，为人们提供关于秦代社会更加全面、生动的图景。

大量内容首次发现

   “北大秦简牍内容丰富，不仅有多种以往出土秦简牍中未见过的体裁与内容，而且即使是过去见过的体裁，仍然给予我们许多新的启示，大大丰富了从以往的秦简牍中获得的对秦代社会、政治、经济与秦人思想观念乃至文学作品的认识，有着非常独特的学术价值。”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古文字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首席专家朱凤瀚这样描述。对于十多年前这批秦简牍入藏北大的过程，朱凤瀚历历在目。

   北京大学获赠的这批简牍，大约抄写于秦统一前后，并于入藏时保存着成卷的简册状态，共有10卷竹简（另有几十枚散落的简牍），具体包括竹简762枚（其中约300枚为双面书写）、木简21枚、木牍6枚、竹牍4枚、木觚1枚以及骰子1枚、算筹61根与竹笥残片若干。这批简牍形制丰富且保存良好，多数有明显的契口和编绳残留，字迹清晰，多数为隶书，很小的一部分近于篆书。其竹简长度不一，有23、27、36厘米等。经过整理研究发现，其中包含有26种不同类型的文献，涉及古代政治、地理、社会经济、数学、历法、医学、文学、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丰富性和多样性实属罕见。

   北大秦简中没有发现成篇的“六艺”“诸子”等经典文献，符合秦代社会文化的普遍状况，但其内容与以往发现的秦简牍相比更为丰富多样，而且具有鲜明的特色。《公子从军》《教女》《制衣》《禹九策》《酒令》等大量内容均为首次发现，意义重大；数术类文献、数学类文献、《从政之经》等，则可补充深化对同类题材出土文献的认识。此外，为研究古代简牍书册制度、书法史和汉字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素材。

   专家认为，北大秦简牍的抄写年代大约在战国末至秦始皇时期，总体早于以往出土秦简牍同类文献，可以反映战国末年至秦代前期的文化形态，体现出秦统一前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

艰巨的整理研究工作

   朱凤瀚介绍，简牍入藏后，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立即组织人员对简牍进行整理。“简牍入藏时是装在一个竹笥中，大多数简还保存着成卷状态。于是，整理组决定采用‘室内发掘’的方法，仿照田野考古发掘程序，依照简牍堆积的层次进行编号提取，为简的分卷、确定各卷内简的次序，提供了很关键的依据。”

   主持这项室内发掘工作的，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胡东波教授，该项目开创了简牍整理修复的实验室考古发掘工作模式。此次推出的《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全五册）》的第五册，收录了北大秦简牍的室内清理发掘报告，详述其对竹简的室内发掘和保护，在方法、技术、理念方面的有益探索。

   借鉴考古地层学的理论与方法，发掘组确立了以“层”为单位的并列编连关系、进行编号提取的清理方式，厘清简牍的叠压、交错关系，为后续简牍缀合编连提供了坚实基础。发掘组又采用碳14测年、材质鉴定、显微观察等科技检测手段，确定简牍的出土环境信息。通过显微观察，在简牍残存的编绳中，发现了人体寄生虫卵，可知这批秦简牍出自墓葬。这批简牍字体基本为秦隶，少部分文字近于篆书。竹简中有两组表格形式的日历，分别属于秦始皇三十一年与三十三年，初步判断北大秦简牍抄写年代。竹简中的《从政之经》讲为官之术，《道里书》的地域范围以南郡为中心，由此推测简牍主人身份可能为秦南郡地方官吏。

   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吕健告诉记者，简牍文献整理的环节多、难度大，首先需要文字辨认，然后进行简序编连，恢复文本的本来面貌，而且其文本的内容往往驳杂，需要多个学科的知识。“幸运的是，有一支非常强大的整理团队。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集合多方力量展开跨学科合作，潜心十余年，为学界打造出材料严谨、逻辑清晰、表述简洁的出土文献整理范本，为简牍整理研究工作开创了新的范例。”

   记者了解到，本次简牍整理，由北京大学的朱凤瀚、李零、胡东波、韩巍、陈侃理、田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刘丽、杨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邹大海、高峰等学者组成课题组，集合了历史、考古、中文、数学等多学科、跨单位的研究力量。其中，《算书甲种》除《鲁久次问数于陈起》外的注释和题解工作，就是由邹大海、高峰两位数学史学者在韩巍教授的编连释文基础上完成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方面则由具有丰富简牍图书出版经验的编辑毛承慈担任责任编辑。作者方和出版方随时互动、反复推敲，最终完成了《北京大学藏秦简牍（全五册）》的整理出版工作。

具有新的学术意义

   专家介绍，比照以往出土秦简牍中的同类文献，北大秦简牍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历史地理、社会经济、医药与算术等方面都具有新的学术意义。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第一册收录文献属思想与文学类，有《从政之经》《教女》等8种，展现了秦代吏治、伦理教育以及社会文化生活的多个方面。其中，北大秦简《从政之经》内容与体例颇近于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是此类出土文献中抄写年代最早的一篇，反映了秦代禁止私学之前吏治教育的面貌。《教女》《公子从军》《隐书》《酒令》属于首次发现，突破了以往出土秦简牍以法律文书等实用书籍为主的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教女》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论述女德的文章。《公子从军》《酒令》《泰原有死者》则充满生活气息，描绘了当时情感关系、娱乐生活、复活故事的生动画面，改变了人们对秦帝国的单调印象。《秦始皇三十一年质日》篇末记录了一年各月日夜长短比例，具有重要的天文学意义。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第二册所收录8种文献属于数术类与数学类，提供了秦代日常祭祀与经济活动的丰富信息。《祠祝之道》中的祠[~符号~]简，是首次在秦简中发现与水路出行有关的祭祀操作。《祠祝之道》以竹简为主体，与书写篇题的竹牍合编；《杂祝方》简背画有交叉墨线，这两个特殊形制在秦简牍中属首次发现。《成田》与《田书》涉及田亩与田租计算方法，详细记载了秦代“税田”与“取程”的方式，为研究战国晚期至秦代田亩、赋税制度提供了新资料。《佣作文书》是记录工作与收入的记账文书，在秦简牍中罕见，是了解当时劳动与谷物价格的实物资料，也有助于认识这批竹简原主人的身份。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第三册收录竹简卷四的图版，包含竹简300多枚。第四册收录竹简卷四的释文与注释。专家介绍，总体来看，以往出土秦简牍以法律文书和《日书》《算书》等实用工具书籍为主，北大秦简牍则有以往未见到过的文学作品和大量反映社会生活、民间信仰的记录。其中《公子从军》《泰原有死者》《隐书》《酒令》这四篇文学佚书，为研究散文、诗赋等多种文学形式提供了研究资料。竹简卷四《制衣》系首次发现的上古服饰文献资料，是秦代工艺书的珍贵样本。这些文献提供了关于秦代社会生活、伦理关系、工艺水平的丰富资料。

   值得关注的是，这批秦简牍的书写年代集中在秦统一前后，恰好处在中国文字发展的转折期，有许多前所未见的新字形，对了解隶书字体的形成与演变很有意义。这批简牍中还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简册形式：竹简卷四包含300多枚简，其中绝大多数竹简正、背两面均书写文字，抄有十篇内容迥异的文献，各篇书体不同；竹简卷六《祠祝之道》则与一枚长度、宽度都迥异的竹牍合编。这两种现象在战国秦汉出土简册中十分罕见，丰富了人们对古人知识体系和知识记录、传播方式的认识。

（本报记者 颜维琦）